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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人造汽车的那些日子(上篇)

其实,早八十多年,杭州差一点造汽车了,还是中央直属工厂。读1935年3月17日《申报》,有“全中经委会(中央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)”决定在杭“筹设汽车工厂,由曾养甫派员积极计划”的消息。曾养甫,时称“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”,国民政府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。此后,时局大变,了无下文。

1 “杭动”的 “一二三”

1950年秋,某日,中山北路锣鼓喧天,“陈森记”、“森记”两家翻砂作坊,与下城的十几家丝绸机、纺织机修理作坊实行了“私私合营”,在东街路(现建国北路)675号,也就是太平桥弄的口子,挂出了“杭州第一联合机械厂”的牌子。小厂并成了大厂,工人高兴,老板不爽。为啥?老板的本愿,就是想单独做大,“合营”是“上面”的要求。

“陈森记”老板的儿子“阿大”陈大介,和他爹想的不一样。他自小与娘生活在宁波乡下,1947年,20岁来到杭州,与老子生疏得形同陌路。经大伯的劝说,本想去嘉兴学艺的“阿大”,留在了“陈森记”,学翻砂铸造。当时,有“一手”的师傅都长一副煞星面孔,信奉拳头落去出高徒。工厂一合并,当爹的没了“拳头”,“阿大”和工人一样高兴。

“私私合营”的风,刮了两年。1952年元旦刚过,杭州16家汽车修理行也“合”了,在孝女路6号挂出一块“合作汽车修理厂”牌子。此前,东坡路西拐角学士桥边修车行的阿寿老板,是称得杭城修车“大拿”的,被推举为“合作汽车修理厂”副厂长。

“三反五反”一到,私企老板寝食不安,跳楼的跳楼,投井的跳井。尽管阿寿老板没有“违法”,但他对学徒太严厉,也算与工人对立,连侄儿秋生都卷铺盖投奔了工会。旧的生产关系就这么“断崖”了,穷人当家,“亨角儿”们的汽车纷纷报停,来修车的少了。90多名工人的“合作汽车修理厂”,面临倒闭。

也就此时,一个为杭城老一辈汽车工人骄傲的“玉皇三厂”日益壮大。这就是位于玉皇山老清玉路1号的省交通运输公司第三汽车修理厂,是一个“工人阶级”当家做主的地方国营工厂。据当年的学徒郑俭回忆,工厂设备不错,在修车的同时,也拼装“造”过一辆“大客车”,是上下班用的。

那是一个奇迹百出的年代,孝女路6号的“合作汽车修理厂”造出了一台“正三轮”车。这车有方向盘,有转向器,驾驶室一罩,也算是载重1吨半的三轮“汽车”。不过,内行人捏鼻头了,说这是老式“马自达”改制的,单缸发动机是“昭和手里”的日本货。

倒是太平桥弄口的“第一联合机械厂”,为农业的“大兴水利”,造了一台8匹马力的水泵动力机。1955年6月的抗涝,在没有电力的农田中,这台又大又笨的单缸燃油动力机,声响如雷,声名鹊起。这就是“阿大”陈大介按照日本单缸发动机的缸体,倒模、翻砂、制造出的“一二三”动力机,也就是以1分钟转100至300圈的动力,带动水泵转动。

这炮“一记”打响,公家看好,“公私合营”,在体育场路陈衙营挂出了“杭州动力机械厂”的牌子,简称“杭动”。

2 “三国归晋”

那时候,浙江还有“两动”:宁波的“宁动”、温州的“温动”,都是国民党抗战时的内迁家底,算国有的。农业合作化以后,农民兄弟急盼工人老大哥能造出拖拉机来。省领导也说,谁先搞出,谁就挂“拖拉机厂”的牌子。三个“动”,大张旗鼓动起来了。

“杭动”一马当先,经过技术革新,动力机的马力达到了12匹,又攻克了齿轮箱的铝合金浇铸难题,减轻了笨重。紧接着,快马加鞭三十八天,第一台手扶拖拉机造出来了。省领导笑了,就扩建了,在武林门外的半道红建起了新厂区。1957年,孝女路6号的“合作汽车修理厂”并进来了,“玉皇三厂”并进来了。

合并以后,“社会主义改造”。1958年4月24日,在1100多名工人的激昂口号声中,“杭州拖拉机厂”正式挂牌。陈大介说,为造出更多的拖拉机,工人急速增加,最多时,都4000人了,拍一张合影,照相师傅要分两批拍,然后合成一张。当时的厂房也不大,只有后来“杭州发动机厂”的三分之一。四周农田一片,蛙声阵阵。

我见过一张1958年半道红厂区的照片,厂牌是“杭州拖拉机厂分厂”。见我生疑,陈大介说,当时“总厂”的牌子,挂在东街路675号。那是12匹动力机的诞生地,“杭动”人的骄傲。说这话,是五年前,陈大介这位汽车业的前辈“阿大”,正从菜市场买海鲜回来,硬朗精悍,一口宁波话。他请我坐进了凉台间,沏了一杯浓浓的龙井,在茶香与海鱼的腥味中,年近九旬的他侃侃而谈。吃海鱼长大的人,就是与众不同。

他说“杭州拖拉机厂”在三厂合并之前,手扶拖拉机已造出十多辆。合并以后,月产量也只有十几辆。为啥?因为单缸发动机从铸造到装配,靠他一人指导,没有生产流水线。也许,现在少有人见过翻砂,那是先用木模做出铸造原型,细砂倒出“泥芯”,然后浇灌铁水、冷却了再敲“芯”清砂。在细腻如粉的砂坑中,工人一趴就是半天,灰垢满身,人称“翻砂乌龟”。

不过,杭州拖拉机厂的副厂长王成江,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:造汽车。他是复员军人,又是共产党员,“玉皇三厂”来的,他说要造汽车,几乎就是生产指令。在此之前,“玉皇三厂”也已经有过试验,当时,前朝遗留的外国汽车,“趴窝”极多。这在缺少进口件的当年,完全修复,不可能。不过,“拆东墙,补西墙”,拼凑一辆油漆一新的“汽车”,完全可以。有一个合并来的小老板也赞成王成江的主意,抗战时,他在中缅边境与美军搞过汽车装配,熟知工艺。

3 装了杭州“心”的“万国”牌汽车

“三面红旗”的涂鸦,让当年城乡的灰墙土壁大红一片。“多、快、好、省”,虽然让人束手无措,但也给吹牛的带来了机遇。当然,这也让不少的地方工业,有了崛起的契机。

杭州拖拉机厂的“造”汽车,适时拉开序幕。先拆能用的汽车部件,损坏的、技术含量不高的汽车件,“照葫芦画瓢”加工。一次不成两次,两次不成,就多次。哪有“加班”的说法啊,做累了,就地和衣睡一觉,起来再干。

一上手,难题连连,没有统一型号的发动机,就造不出统一型号的汽车。前朝的外国车“趴窝”,发动机损坏是最大的原因,能修复利用的不多。要造汽车,首先要造汽车的“心脏”——发动机。要造发动机,必须要攻克汽缸体铸造的难关。

当时,中国也没几家厂有铸造汽缸体的能力。汽缸体整体中空,内壁还有复杂的冷却水道,而铸造的所有技术参数,必须吻合发动机的所有部件。哪有系统的图纸,哪有专业的“高工”?全厂的眼光,只能盯在铸工车间主任陈大介的身上。一台报废的美国“小道奇”汽缸体,抬进了翻砂场地,照葫芦画瓢吧。

“听起来是奇闻,讲起来是笑谈”,这是歌词,但愚公还是出现了。这一个杭州人造汽车的里程碑,好在有一张照片为后人留下了那一段历史。照片后面的文字是:“三次实验失败,第四次浇铸成功 1958年6月”。

十二年前,笔者有幸与当年的工人进行过座谈,一位老人说,照片左边戴草帽拿铁钎的人,就是他,叫白伟地,那年28岁,部队团参谋转业,厂部人事科员。中间略弯着身子,戴眼镜,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孜孜专注的年轻人,叫方龙成,曾经的“玉皇三厂”团总支书记。为攻克汽缸体铸造难关,他俩自愿来到铸工车间。可惜,座谈者说不清左边那个戴草帽的究竟是谁,或许,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翻砂工人。

工人们说,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“解放牌”汽车发动机,采用的是美国“大道奇”技术,汽缸体壁厚,体重。“小道奇”相对壁薄,体轻,对整体浇铸的要求也高。所以,每一炉生铁水的融化,焦炭(煤)都是一块一块精心挑选的;焦炭上的煤面,也是一块一块用“皮老虎”吹尽的。“第四次浇铸成功”这七个字,其实已经或略了无数次小规模试制的呕心沥血。

这是一台四缸发动机的汽缸体,正常运转时,要承受一定水压。浇铸成功后的第一个检验,就是水压,可惜,多处出现沙眼喷水。焊补?当时没有生铁焊条,也没有二氧化碳焊机。只能用土办法,面粉、猪肝、铁砂,和在一起捣烂,填补汽缸沙眼。缸体有裂缝怎么办?也是土办法,给裂缝肋排打上细孔,吃螺丝,铆平。

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发动机装配的成功,那时候根本没有“小道奇”的配件可供采购,发动机装配,只能是修复件的一盆“大杂烩”。但是,这毕竟是杭州自产的汽缸体,1分钟近2000的转速,在业界很轰动了。

第一辆西湖牌4.5吨载货汽车,就这么“造”出来了。除了发动机是仿“小道奇”,其余的总成件都是修复的:变速总成是“嘎斯51型”的,后桥总成是“福特”的,车头驾驶室是“奥斯汀”的。有一张留影,就是这辆西湖牌汽车,披红挂彩地停在半道红“分厂”的牌楼前。那是国庆前夕,汽车引擎盖上,“西湖”的标牌小得不能再小,放射出光芒的五角星,大得不能再大。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象征,“西湖”标牌再小,总是杭州人的骄傲。

后来的工程师刘秋生说,为了保证这辆西湖牌汽车在国庆游行的全行程中不出“洋相”,厂内仅有的几辆能开动的汽车都“趴窝”了,“献”出了最可靠的部件。当西湖牌汽车缓缓开过领导的检阅台时,掌声,欢呼声,大喇叭的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”的歌声,似乎都是为它响彻了云空。

4 汽车元年

1958年8月,“杭州拖拉机厂”改名“杭州汽车制造厂”。要知道,当时的中国,能造出汽车的只有“三大厂”,那就是归属于“一机部口”的长春“中国一汽”,北京“吉普”,上海“交通”。杭州也算坐上了第四把交椅,因为厂底是“拖拉机”,由“农机口”主管。

造汽车,就此成了杭州正儿八经的计划生产。向总成件制作的“攻坚”发起了,不过,从当时的技术与设备、工艺等条件来看,类似变速、后桥(盆角齿)等总成,还只能依靠外国车旧总成件的修复。能自制的,都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配件,譬如锻造件、摇窗机、雨刮器等。就连不起眼的几片配套“小道奇”冷却系统的水箱风扇叶子,也只能靠一把锉刀一把锤,在台虎钳上手工敲制,打磨、矫正。如果叶子的角度稍有一点不对,都会影响发动机的散热。至于像锻制曲轴的精加工,发动机顶扞的白金配置,更无精加工的机床和先进的工艺,全靠手工细作,根本无法形成批量生产。

后来,“球墨铸铁”曲轴铸造成功,这才为发动机的常规生产开了一个好头。当然,要说清楚其中的艰辛,门外汉也只能是一头雾水。单说采用了日伪时期就以优质著称的本溪南芬的低磷、低硫铁矿;采用了北京焦化厂的无磷,无硫杂质,热量高的焦炭;采用了福建某地的细砂,你就知道陈大介等人的呕心沥血了。当然,这都是后来的故事。

不过,这对于外界来说,杭州人已经在造汽车了。主管工业的省委副书记陈伟达,副市长周峰,除了电话,深更半夜说来就会来的。第一辆“杭产”发动机的汽车造出,市府马上到半道红现场召开研讨会,一次拨款10万。那10万,比如今的千万更来得欢欣鼓舞。

但不少的汽车总成件,哪怕再砸10万,还是解决不了。譬如盆角齿总成的螺旋伞齿轮,用当时的机床加工?想都不用想。只有进口美国的格里森机床,还得要成套的进口。没办法,能修复的旧件使用完,向长春的“中国一汽”求援,他们说也在加班加点搞扩大生产啊。求助没有可能,“造”汽车停停等等。

至于第一辆西湖牌汽车用的是“奥斯汀”车头,后来生产的汽车就都要统一了。怎么统一?全靠钣金工的一把木榔头了,照原件的造型,锤打铁皮。一个连着驾驶室的车头,就是近百个大小钣金件,几十个师傅分工捶打,声震全厂。

社会对汽车供不应求,厂区一再向农田扩展,先生产后生活的“后勤”,也搞上去了。食堂的桌、凳,虽然是水泥制作的,但夏天的风扇却有“发动机”的本色:一张张柞木板的风扇叶子,由墙壁上的电动凸轮带动,摇起来有点像故宫太和殿上太监拉的板扇。食堂边有一片花园和养鱼的池塘,工人们也有了在园林中进膳的感受。

有个“插曲”值得一说,那就是1960年杭城的延龄路拓宽延伸,原本只是开元路到青春路的一段,延长到了体育场路。市府要投入无轨电车,任务下到了汽车制造厂。没有长规格的底盘大梁,用货车大梁焊接;没有客车用的钢板弹簧,用4吨货车的钢板弹簧加夹毛竹爿。内饰的图纸,是从上海“求助”来的。电车的出厂试车,是工人推出去的。

5 “大精简”的伏笔

“大跃进”的热度一褪,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来了,猛增成为吃“定量粮”的城市人,成了时代的“包袱”。城市“大精简”由此开始,大批人要向农村遣送。当时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厂长陈大介说:工人要精简,工厂要下马,“汽车制造厂”要改为“汽车农机修理厂”。陈大介说,我想不通。

“大精简”还是在全厂开始了,从金工车间支部书记提升为副厂长的闵茂生,带了部分工人,去了北郊勾庄的“杭州农机修配厂”,这厂在杭宁(南京)公路,也就是104国道的西侧。有一张老照片,正面一位头戴“干部帽”,手拿板牙,在台虎钳上“攻”螺纹的人,据老工人回忆,正是闵茂生。从他并不干净的衣服上可以看出,当年在半道红的汽车制造厂时,他的下车间,并不是作秀。

1964年,“杭州汽车制造厂”在陈大介等人的努力下,并没有彻底下马,改名成了“杭州汽车发动机厂”。六年的汽车生产,共出厂“西湖牌”载货车173辆。这产量,也是三十多年后的勾庄的“汽车制造厂”一天的产量。可惜,闵茂生已经不在,但这个造就了叱咤一时的“钱塘江”与“东风”牌汽车的“陕北根据地”,因此也进入了杭州工业的史册。

有关这一段,下篇述说。

曹晓波